2026年6月16日，我站在围庵小学的操场上，目光扫过操场上一整片整整齐齐的队列。低年级的孩子还有些好动的心性，小手攥着衣角晃来晃去；高年级的孩子腰背站得笔直，仰着小脸落满了初夏的阳光。我握着话筒的指节微微收紧。

其实踏上这堂法治课，我心底一直压着几分沉郁。

入夏以来，工作群里的溺水警情通报隔三岔五弹出来，案头堆叠的涉未成年人侵害案卷越摞越厚。那些数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统计，每一笔背后，都是一个哭碎了的家庭，一段戛然而止的童年。暑假的脚步越近，孩子们眼里的期待越亮，我心底那根安全的弦就绷得越紧。无人看管的午后池塘、放学途中偏僻的巷弄、手机屏幕那头伪装的善意……太多看不见的陷阱，就藏在他们以为“没关系”的日常里。望着操场上几百张稚气未脱的脸，我愈发清楚自己站在这里的意义：我是检察官，更是他们的法治副校长——不能等悲剧发生再去追责，要站在危险到来之前，替这些孩子把警钟先敲响。

为了这十五分钟的宣讲，我从近三年我院办理的十几起案件里遴选案例，分寸极难拿捏：笔触太重，怕惊碎了低年级孩子眼里的光；落笔太轻，又怕敲不醒侥幸的念头。讲稿前后打磨了七版。生硬的法条悉数删去，换成了他们听得懂的家常话，零散的安全守则梳理成朗朗上口的“六不准”与“三原则”。

宣讲的过程里，我的目光扫过整座操场，悄悄捕捉着孩子们的神情变化。

起初还有细碎的耳语、偷偷拉扯衣角的小动作，讲到野外水域暗藏的深坑、淤泥与水草时，人声渐渐敛去，连后排最活泼的男孩子也站直了脊背；说起手拉手施救是连环溺水的元凶时，前排三年级的队伍里，好多孩子不约而同摇着头，嘴里小声念叨“不能拉、不能拉”；讲到“身体隐私不容侵犯，不舒服就要拒绝，受伤害从来不是你的错”时，原本低着头的小姑娘们慢慢抬起眼，眼神从躲闪慢慢变得笃定。

从事检察工作十几年，见过太多支离破碎的家庭，听过太多“早知道”的叹息。旁人说起检察官，总想到法庭上的义正辞严、惩恶扬善，可我心里最执念的，从来不是办了多少大案，而是能拦住多少风险。比起在悲剧发生后去还原真相、追责到底，我更愿意站在阳光底下，站在孩子们身前，把危险挡在一步之外。我宁愿在操场上把同样的话讲十遍百遍，也不愿在办案区、在医院里，见到任何一个本该在风里奔跑的孩子。

宣讲落幕，广播里响起轻快的乐曲，各班老师领着队伍有序退场。三三两两的孩子凑在一起，小声背着防溺水“六不准”、自我保护三原则。有个小男孩路过我身边时，特意停下脚步敬了个标准的队礼，亮着嗓子喊：“副校长老师，我都记住啦！”说完便蹦跳着融进队伍里。

不必有人记得我的名字，只要今天我说过的某一句话，能让某个孩子走到水边时、遇到不安的处境时、受了委屈想沉默时，忽然浮上心头，拉着他往光亮的地方退一步。